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
关于苏东坡的诗,还有一件有趣的事。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,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,正在心情愉快之时。他经过扬州,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。三首诗若一齐看,主题为何,不会误解。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,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。其中第三首是:
他继续写下去:
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,倒也有趣。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。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,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。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,屹立不移,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,人心消沉,王即去位,“民亦劳止,汇可小休。”这句话是引自诗经,人人可用,但系讽刺暴君之作。御史看到,眼睛亮起来,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,意在毁谤。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,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!
“官官相护”之恶习必终致“官民对立”。另外,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。童政剿平盗匪无功,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。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,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。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,仅仅记一小过,便算了事。另外有一个小军官,打算报称杀贼立功,竟闯入民家,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,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,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。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,遮掩不了,在朝廷派人调查时,那个军官辩称,在交战之时,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,因而误杀。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。苏东坡对这些事,实在不能默尔而息。
此生已觉都无事,今岁仍逢大有年。
山寺归来闻好语,野花啼鸟亦欣然。
也是和往常一样,每逢太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,群小便继续弹奏。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,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。正月十二日,太后敕令停止弹劾。正月十三日,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。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,次日又上一表。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,只是上了四次表章,请求派任外地官缺,离开京都。到十六日,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,因为她对众臣说,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,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。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。
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用党之争,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。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(一○七八),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,仍然是宰相无有专责。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,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。我以前指出过,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,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。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,根本毫不存在。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,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。但是政治的规范,则东西毫无二致。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。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,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。第一条是,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:那就是要多说话,但内容必须空洞。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,但只要否认。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,长于说“无可奉告”、“阁下所说,诚然不错!”这样便大有前途了。第二条,他必须讨好朋友。第三条是,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。守口如瓶,低声而斯文,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,全心全意讨好于人,此等官员,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,至少不会投置闲散,早晚会积劳成疾,因公殉职。
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,在元佑四年三月十一日,朝廷终于允其所请,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,领军浙西。浙西太守管辖六区,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。临行前,皇帝赐予茶叶、银盒、白马及镀金的鞍鞯、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。马对他无用,他转送给穷门人李廌去卖钱。
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,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,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。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,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,但是皇太后不答应。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,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,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。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。不但是苏东坡自己,连他的朋友秦观、黄庭坚、王巩、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,或直接受到弹劾,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。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,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。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,他决心要逃出去。
最后,在二十三日,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,在二十七日,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。
两派之争在进行中。龃龉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,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,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。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,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,党人则是藉故生非。苏东坡为主考官时,出的考题是:“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,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;欲法神宗之励精,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,而入于刻。”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,并未引起百事废弛;宣帝尚严,也未失之过于苛酷。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。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,屡次上表给太后,请求审问苏东坡。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、神宗犯大不敬之罪。
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,无批评的勇气,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。就只在这一点上,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,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,王安石则压制清议。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,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。这段时期,在他给门人张耒的一封信里,他说:“文字之衰,未有如今日者也,其源实出于王氏。王氏之文,未必不善也,而患在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、子路之勇,不能以相移。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。地之美者同于生物,不同于所生。惟荒瘠斥卤之地,弥望皆黄茅白苇。此则王氏之同也。”
不幸,苏东坡非此等人也。在随后数年,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一违犯了。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,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:
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,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,就是冗吏充斥。读书人太多,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。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,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“学而优则仕”。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,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。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?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,而选人唯才,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,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。但是在苏东坡时代,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。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,由朋友亲戚的推荐,不用在京参加考试,便可以获得官职。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,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。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,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。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,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,苏东坡说:“一官之阙,率四五人守之。争夺纷坛,廉耻丧尽。中才小官,阙远食贫,到官之后,求取鱼利!靡所不为,而民病矣。”他又说:“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,布在州县,例皆垂老,别无进望,惟务黯货以为归计。贪冒不职,十人而九。朝廷所放恩榜,几千人矣,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,有闻于时。而残民败官者,不可胜数。所至州县,举罹其害。乃即位之初,有此过举,谓之恩泽,非臣所识也。”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,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,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。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,奏知太后。为这种情形,他向太后密奏多次。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,他又附有再启,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,勿转交与中书省。
比如说,西北番族人寇,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,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。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,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。此一专使,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“官官相护”的积习,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。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,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,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。两年之后,竟而毫无动静。被杀的村民,朝廷应予抚恤,结果也一无所得。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,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,势难收揽民心。
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佑六年(一○九一)五月,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,他请求续任一期。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,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,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。那些党人对他的“嫌忌”重于对子由。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,他说:“陛下知臣危言危行,独立不回,以犯众怒者,所从来远矣。”他怒斥周穜的信,惹恼了敌人,使他们越发痛恨,他们发狠攻击他。古谚云:“聚蚊成雷,积羽沉舟,寡不胜众也。”
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“广开言路”。他若生在今天,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,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。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。他指出来,朝廷有道,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。比如说,唐太宗在位时(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),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,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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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,倒也有趣。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。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,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。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,屹立不移,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,人心消沉,王即去位,“民亦劳止,汇可小休。”这句话是引自诗经,人人可用,但系讽刺暴君之作。御史看到,眼睛亮起来,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,意在毁谤。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,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!
“官官相护”之恶习必终致“官民对立”。另外,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。童政剿平盗匪无功,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。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,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。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,仅仅记一小过,便算了事。另外有一个小军官,打算报称杀贼立功,竟闯入民家,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,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,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。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,遮掩不了,在朝廷派人调查时,那个军官辩称,在交战之时,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,因而误杀。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。苏东坡对这些事,实在不能默尔而息。
此生已觉都无事,今岁仍逢大有年。
山寺归来闻好语,野花啼鸟亦欣然。
也是和往常一样,每逢太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,群小便继续弹奏。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,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。正月十二日,太后敕令停止弹劾。正月十三日,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。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,次日又上一表。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,只是上了四次表章,请求派任外地官缺,离开京都。到十六日,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,因为她对众臣说,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,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。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。
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用党之争,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。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(一○七八),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,仍然是宰相无有专责。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,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。我以前指出过,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,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。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,根本毫不存在。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,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。但是政治的规范,则东西毫无二致。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。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,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。第一条是,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:那就是要多说话,但内容必须空洞。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,但只要否认。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,长于说“无可奉告”、“阁下所说,诚然不错!”这样便大有前途了。第二条,他必须讨好朋友。第三条是,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。守口如瓶,低声而斯文,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,全心全意讨好于人,此等官员,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,至少不会投置闲散,早晚会积劳成疾,因公殉职。
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,在元佑四年三月十一日,朝廷终于允其所请,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,领军浙西。浙西太守管辖六区,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。临行前,皇帝赐予茶叶、银盒、白马及镀金的鞍鞯、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。马对他无用,他转送给穷门人李廌去卖钱。
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,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,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。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,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,但是皇太后不答应。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,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,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。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。不但是苏东坡自己,连他的朋友秦观、黄庭坚、王巩、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,或直接受到弹劾,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。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,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。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,他决心要逃出去。
最后,在二十三日,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,在二十七日,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。
两派之争在进行中。龃龉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,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,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。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,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,党人则是藉故生非。苏东坡为主考官时,出的考题是:“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,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;欲法神宗之励精,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,而入于刻。”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,并未引起百事废弛;宣帝尚严,也未失之过于苛酷。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。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,屡次上表给太后,请求审问苏东坡。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、神宗犯大不敬之罪。
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,无批评的勇气,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。就只在这一点上,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,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,王安石则压制清议。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,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。这段时期,在他给门人张耒的一封信里,他说:“文字之衰,未有如今日者也,其源实出于王氏。王氏之文,未必不善也,而患在好使人同己。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、子路之勇,不能以相移。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。地之美者同于生物,不同于所生。惟荒瘠斥卤之地,弥望皆黄茅白苇。此则王氏之同也。”
不幸,苏东坡非此等人也。在随后数年,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一违犯了。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,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:
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,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,就是冗吏充斥。读书人太多,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。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,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“学而优则仕”。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,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。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?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,而选人唯才,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,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。但是在苏东坡时代,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。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,由朋友亲戚的推荐,不用在京参加考试,便可以获得官职。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,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。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,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。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,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,苏东坡说:“一官之阙,率四五人守之。争夺纷坛,廉耻丧尽。中才小官,阙远食贫,到官之后,求取鱼利!靡所不为,而民病矣。”他又说:“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,布在州县,例皆垂老,别无进望,惟务黯货以为归计。贪冒不职,十人而九。朝廷所放恩榜,几千人矣,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,有闻于时。而残民败官者,不可胜数。所至州县,举罹其害。乃即位之初,有此过举,谓之恩泽,非臣所识也。”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,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,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。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,奏知太后。为这种情形,他向太后密奏多次。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,他又附有再启,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,勿转交与中书省。
比如说,西北番族人寇,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,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。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,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。此一专使,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“官官相护”的积习,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。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,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,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。两年之后,竟而毫无动静。被杀的村民,朝廷应予抚恤,结果也一无所得。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,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,势难收揽民心。
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佑六年(一○九一)五月,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,他请求续任一期。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,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,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。那些党人对他的“嫌忌”重于对子由。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,他说:“陛下知臣危言危行,独立不回,以犯众怒者,所从来远矣。”他怒斥周穜的信,惹恼了敌人,使他们越发痛恨,他们发狠攻击他。古谚云:“聚蚊成雷,积羽沉舟,寡不胜众也。”
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“广开言路”。他若生在今天,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,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。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。他指出来,朝廷有道,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。比如说,唐太宗在位时(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),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,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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