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 抓女流氓
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,丁当坏响。
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,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。和唱戏的类似,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。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,一板砖拍傻了,一管叉捅漏了,这也和唱戏的类似。所以,按年龄算,从道上的辈分上论,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。
我当时十七八岁,正是爹妈说东,我准往西的年纪。
搬进这栋板楼之前,我老妈反复强调,这楼上楼下,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,可以放心嘴甜,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,给糖就要,给钱就拿,不会吃亏。他们家的孩子找茬,我可以自行判断,如果有便宜占,就放手一搏,别打脸,瞄准下三路,往死里打。但是有两组人物,我必须躲着走。
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,姓车,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,眉毛春山一抹,眼睛桃花两点。脸蛋长得挺像,一样的头发过肩,但是身材有别。一个小巧,跌宕有致。一个健硕,胸大无边。所以小的叫二车,大的叫大车。刚刚改革开放,大车、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,奇装异服,我老妈的眼尖,看见她们“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,丁当坏响”。
大车、二车总是双宿双飞,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,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,蹿到阳台,趴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,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,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,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,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。当时还没有海飞丝,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,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,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。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,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,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,大车、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,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。那种油光水滑,眼珠子掉上去,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。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,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,我的心里念着儿歌:“小白兔白又白,两根耳朵竖起来。”
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,代表群众的利益,出门挣钱,常年在外。我姐姐是老实孩子,剃个寸头,促进大脑散热。用功无比,还是老拿不了第一,把头发剪得再短,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(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),于是头也不抬,更加用功。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,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,是国家的领导阶级。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,然后拆成白棉线,然后替我和我姐姐织成白棉线衣,一点风不挡,一点弹性也没有。我想如果织成内裤,一定能起到防止****竖起来的作用,老妈的思路比我窄,总是想不到。我老妈拆棉线手套织线衣的时候,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,她坐在对面,她穷极无聊,总想找人聊天。那时候的电视机是九寸黑白的,老妈不爱看,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,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。姐姐总在做功课,我妈就来和我贫,我可能臭贫了。我妈说,将来嫁给我的女孩子有福气,找了我,有人说话,不用看弱智电视,省电,一辈子不烦。
我妈说,安心做功课,别闻见香风就蹿到阳台上去。我说,鸿雁将至,我保护视力,我登高望远,我休息休息,看看乘客是谁,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,好报告我妈。我妈说,乘车的都不是好人。我说,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,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。我妈说,不许你搭理她们。我说,是人家不搭理我,人家是女特务,我才只是个红小兵,远不到红队长、红支书、红主任的级别,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,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,我的级别差得远了。我妈说,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?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?我说,我就喊“阿姨我还小”。我妈说,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?我说,我就喊“阿姨我怕怕”。我妈说,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?我说,我就喊“抓女流氓啊,啊——啊——啊”。
还有三双手套剩着,我妈的棉线手套没拆完,线衣没织成,就总是没完没了,警惕性很高。我还是个孩子,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,街上永远有坏人,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,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,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,他们就特别坏了。
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,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,我妈也不用上班了,还给我买酸奶喝。酸奶是瓷瓶装的,瓶口罩张白纸,用根红皮筋绷了,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,噗地一声。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,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,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,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,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。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个脸,眼睛从不看我的眼睛,只是盯着我的屁股。碘酒在我屁股上丝丝蒸发,我感到一丝丝凉意,“小白兔白又白,两根耳朵竖起来”,我知道那一针就要来了。心里说,赶快捅吧,你妈的,瞧你丫那操行。
但是女特务永远叼着烟卷抹着头油鲜艳在电影里,大车、二车始终也没有给我机会,让我高喊“抓女流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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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,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。和唱戏的类似,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。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,一板砖拍傻了,一管叉捅漏了,这也和唱戏的类似。所以,按年龄算,从道上的辈分上论,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。
我当时十七八岁,正是爹妈说东,我准往西的年纪。
搬进这栋板楼之前,我老妈反复强调,这楼上楼下,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,可以放心嘴甜,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,给糖就要,给钱就拿,不会吃亏。他们家的孩子找茬,我可以自行判断,如果有便宜占,就放手一搏,别打脸,瞄准下三路,往死里打。但是有两组人物,我必须躲着走。
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,姓车,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,眉毛春山一抹,眼睛桃花两点。脸蛋长得挺像,一样的头发过肩,但是身材有别。一个小巧,跌宕有致。一个健硕,胸大无边。所以小的叫二车,大的叫大车。刚刚改革开放,大车、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,奇装异服,我老妈的眼尖,看见她们“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,丁当坏响”。
大车、二车总是双宿双飞,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,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,蹿到阳台,趴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,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,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,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,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。当时还没有海飞丝,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,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,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。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,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,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,大车、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,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。那种油光水滑,眼珠子掉上去,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。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,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,我的心里念着儿歌:“小白兔白又白,两根耳朵竖起来。”
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,代表群众的利益,出门挣钱,常年在外。我姐姐是老实孩子,剃个寸头,促进大脑散热。用功无比,还是老拿不了第一,把头发剪得再短,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(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),于是头也不抬,更加用功。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,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,是国家的领导阶级。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,然后拆成白棉线,然后替我和我姐姐织成白棉线衣,一点风不挡,一点弹性也没有。我想如果织成内裤,一定能起到防止****竖起来的作用,老妈的思路比我窄,总是想不到。我老妈拆棉线手套织线衣的时候,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,她坐在对面,她穷极无聊,总想找人聊天。那时候的电视机是九寸黑白的,老妈不爱看,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,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。姐姐总在做功课,我妈就来和我贫,我可能臭贫了。我妈说,将来嫁给我的女孩子有福气,找了我,有人说话,不用看弱智电视,省电,一辈子不烦。
我妈说,安心做功课,别闻见香风就蹿到阳台上去。我说,鸿雁将至,我保护视力,我登高望远,我休息休息,看看乘客是谁,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,好报告我妈。我妈说,乘车的都不是好人。我说,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,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。我妈说,不许你搭理她们。我说,是人家不搭理我,人家是女特务,我才只是个红小兵,远不到红队长、红支书、红主任的级别,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,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,我的级别差得远了。我妈说,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?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?我说,我就喊“阿姨我还小”。我妈说,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?我说,我就喊“阿姨我怕怕”。我妈说,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?我说,我就喊“抓女流氓啊,啊——啊——啊”。
还有三双手套剩着,我妈的棉线手套没拆完,线衣没织成,就总是没完没了,警惕性很高。我还是个孩子,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,街上永远有坏人,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,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,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,他们就特别坏了。
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,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,我妈也不用上班了,还给我买酸奶喝。酸奶是瓷瓶装的,瓶口罩张白纸,用根红皮筋绷了,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,噗地一声。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,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,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,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,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。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个脸,眼睛从不看我的眼睛,只是盯着我的屁股。碘酒在我屁股上丝丝蒸发,我感到一丝丝凉意,“小白兔白又白,两根耳朵竖起来”,我知道那一针就要来了。心里说,赶快捅吧,你妈的,瞧你丫那操行。
但是女特务永远叼着烟卷抹着头油鲜艳在电影里,大车、二车始终也没有给我机会,让我高喊“抓女流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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