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
皇帝问道:“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?为什么所有的大臣,御史,全朝的读书人,都群起反对新法呢?”
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,一次是汉武帝时,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,虽然战争绵延,国库赖以增富,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。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。所以,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,固不足为奇。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,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,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,凭其信念与决心,全力以赴。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,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,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。同时,我们必须注意,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,不论古时或现代,基本上的呼声,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在历史上,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“人民”的名义而犯下的,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。
王安石是个怪人,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。学生时代很勤勉,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,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,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。不幸的是,徒有基督救世之心,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,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,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。毫无疑问,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。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,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。王安石的衣裳肮脏,须发纷乱,仪表邋遢,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。苏洵在《辨奸论》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:“衣臣虏之衣,食犬彘之食。”又说他:“囚首丧面而谈诗书。”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,我们无从知道,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,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,这话倒不难相信。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,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。一天,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。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,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,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。王安石洗完出来,把那件新袍子穿上,朋友动了手脚,他完全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,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。
又有一天,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,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。
王安石道:“诚如陛下所说,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,尧舜才能有其成就。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,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,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。”
大家说:“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,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,所以我们才知道。”
太太问:“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?”
最后,在神宗熙宁元年(一○六八),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,乃自外地来京,奉召入朝,奉准“越级进言”,不受朝仪限制。
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,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,大家留意他吃什么。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,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,他竟然完全不知道。
皇帝听了颇觉称心,但谦谢道:“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,恐怕寡人无以符贤卿之望。”
在宋以前,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。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。换言之,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。不过,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,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,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,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,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。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,条文终于公布了。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;例如,寡妇,家中无子女,或只有独子,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,尼姑与和尚道士,都须纳一种税,名之为“助役金”。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,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,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。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,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。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,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,而受鞭笞之苦,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——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兔役税者,必强迫而出售食粮,杀其耕牛,代其树木,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。再者,在前项征兵法中,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,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,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,连不须服役之年,亦须照常缴税。
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,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。当时仁宗在位。他就上书论政,长达万言。在此万言书中,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,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,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”他说自宋开国以来,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,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。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,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。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,却无此大才。在全国之中,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。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,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,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。他又说,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,切勿师先王之法,但仅师先王之意,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,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。总之,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,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,财政、官制、教育,无不在内。
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,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,尚有不止此者。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,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,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。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,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,到他四十六岁得势——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,共二十五年——他一直谢绝任命,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。那是仁宗在位之时,国家太平,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。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,他的声誉越高。最后,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。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,他位居太守,治绩斐然,行政才干之优,堪称能吏。他建堤筑堰,改革学校,创农民贷款法,把他的新社会理想,实施了数项。政绩确实不错,也深得百姓爱戴。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,直到仁宗嘉佑五年(一○六○),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,他才来到京师。很显然的是,此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,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。后来他母亲去世,他必须辞官守丧;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,他又被召入朝之时,他又谢绝在京为官,宁愿留在金陵。
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,颇难了解,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,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。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,是合乎情理的说法。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,他觉得不能胜任,因为那时朝中有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,如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曾公亮等人,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,都深得人望,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。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。但是,从心理上看,恐怕另有一个理由。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,不管身居何处,总愿自为首领,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,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。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,那一段短短的时期,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,使事事错乱失常。他想变动成规,照自己的想法办事。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属下之时,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。
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,往往带有佛教思想,新思想创见多,而学术根基浅。但是他却相信,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,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。他的《三经新义》糟不可言,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,而且也一本无存了。可是在他当权之时,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;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,便因之落第而有余。最为人所厌恨者,是此《三经新义》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;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(一○七三)三月,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,后两年出版。这本急就章,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,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,为应天下考生之需,新版本立即出现。考生人人知道,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。
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,他彻夜读书。那时的太守是韩琦,他后来做了宰相。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,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盹。等睡醒时,已然晚了,来不及洗脸梳头发,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。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,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,就向他劝导几句。
王安石的奇怪习惯,是否是矫揉造作,无法断言;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,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。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,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。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,盛开御宴。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。在用膳之前,做成小球状的鱼饵,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。王安石不喜欢钓鱼,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。第二天,皇帝对宰相说:“王安石为伪君子。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,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。”由这个故事看来,可见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。在王
(本章未完)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ppbab.com。皮皮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ppbab.com
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,一次是汉武帝时,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,虽然战争绵延,国库赖以增富,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。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。所以,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,固不足为奇。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,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,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,凭其信念与决心,全力以赴。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,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,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。同时,我们必须注意,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,不论古时或现代,基本上的呼声,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在历史上,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“人民”的名义而犯下的,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。
王安石是个怪人,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。学生时代很勤勉,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,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,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。不幸的是,徒有基督救世之心,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,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,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。毫无疑问,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。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,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。王安石的衣裳肮脏,须发纷乱,仪表邋遢,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。苏洵在《辨奸论》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:“衣臣虏之衣,食犬彘之食。”又说他:“囚首丧面而谈诗书。”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,我们无从知道,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,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,这话倒不难相信。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,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。一天,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。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,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,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。王安石洗完出来,把那件新袍子穿上,朋友动了手脚,他完全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,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。
又有一天,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,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。
王安石道:“诚如陛下所说,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,尧舜才能有其成就。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,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,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。”
大家说:“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,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,所以我们才知道。”
太太问:“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?”
最后,在神宗熙宁元年(一○六八),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,乃自外地来京,奉召入朝,奉准“越级进言”,不受朝仪限制。
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,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,大家留意他吃什么。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,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,他竟然完全不知道。
皇帝听了颇觉称心,但谦谢道:“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,恐怕寡人无以符贤卿之望。”
在宋以前,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。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。换言之,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。不过,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,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,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,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,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。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,条文终于公布了。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;例如,寡妇,家中无子女,或只有独子,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,尼姑与和尚道士,都须纳一种税,名之为“助役金”。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,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,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。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,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。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,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,而受鞭笞之苦,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——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兔役税者,必强迫而出售食粮,杀其耕牛,代其树木,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。再者,在前项征兵法中,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,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,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,连不须服役之年,亦须照常缴税。
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,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。当时仁宗在位。他就上书论政,长达万言。在此万言书中,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,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,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”他说自宋开国以来,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,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。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,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。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,却无此大才。在全国之中,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。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,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,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。他又说,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,切勿师先王之法,但仅师先王之意,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,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。总之,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,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,财政、官制、教育,无不在内。
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,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,尚有不止此者。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,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,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。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,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,到他四十六岁得势——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,共二十五年——他一直谢绝任命,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。那是仁宗在位之时,国家太平,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。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,他的声誉越高。最后,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。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,他位居太守,治绩斐然,行政才干之优,堪称能吏。他建堤筑堰,改革学校,创农民贷款法,把他的新社会理想,实施了数项。政绩确实不错,也深得百姓爱戴。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,直到仁宗嘉佑五年(一○六○),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,他才来到京师。很显然的是,此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,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。后来他母亲去世,他必须辞官守丧;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,他又被召入朝之时,他又谢绝在京为官,宁愿留在金陵。
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,颇难了解,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,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。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,是合乎情理的说法。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,他觉得不能胜任,因为那时朝中有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,如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曾公亮等人,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,都深得人望,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。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。但是,从心理上看,恐怕另有一个理由。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,不管身居何处,总愿自为首领,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,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。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,那一段短短的时期,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,使事事错乱失常。他想变动成规,照自己的想法办事。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属下之时,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。
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,往往带有佛教思想,新思想创见多,而学术根基浅。但是他却相信,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,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。他的《三经新义》糟不可言,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,而且也一本无存了。可是在他当权之时,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;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,便因之落第而有余。最为人所厌恨者,是此《三经新义》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;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(一○七三)三月,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,后两年出版。这本急就章,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,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,为应天下考生之需,新版本立即出现。考生人人知道,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。
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,他彻夜读书。那时的太守是韩琦,他后来做了宰相。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,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盹。等睡醒时,已然晚了,来不及洗脸梳头发,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。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,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,就向他劝导几句。
王安石的奇怪习惯,是否是矫揉造作,无法断言;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,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。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,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。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,盛开御宴。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。在用膳之前,做成小球状的鱼饵,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。王安石不喜欢钓鱼,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。第二天,皇帝对宰相说:“王安石为伪君子。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,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。”由这个故事看来,可见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。在王
(本章未完)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ppbab.com。皮皮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ppbab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