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文忠公
东坡四年黄州住,
何事无言及李淇。
中国有一句谚语,就是说一个人如何,要“盖棺论定”。人生如梦,一出戏演得如何,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。不过有这种区别——人生是如同戏剧,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,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,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,也是茫然无知。但是真正的人生,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,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。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,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,逐一观看,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,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。在我将《苏东坡传》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,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,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,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,给一个人细批终身,预卜未来,那么清楚,那么明确,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。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,逐年断开,细批流年,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,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。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。今天,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,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,但是断然无疑的是,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,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,的确是发生了,应验了。
倘若不嫌“民主”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,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,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,帝王、诗人、公卿、隐士、药师、酒馆主人、不识字的农妇。他的至交是诗僧、无名的道士,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。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,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,他却最为快乐。他为杭州、广州兴办水利。建立孤儿院与医院,创监狱医师制度,严禁杀婴。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,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,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。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,流离饿浮。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,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,必至成功而后已。他只求独行其是,一切付之悠悠。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,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。
在徽宗崇宁五年(一一○六)正月,出乎神意,天空出现辇星,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,破而为二。此是上天降怒。毫无疑问,徽宗大惧,但因怕宰相反对,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。宰相发现此事,十分懊恼,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:“此碑可毁,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!”现在我们知道,他是如愿以偿了。
因此之故,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,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、书家,善谈吐,游踪甚广。天生聪慧,对佛理一触即通,因此,常与僧人往还,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。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。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,那就是文人画,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。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,治水筑堤。他自己寻找草药,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。他也涉猎炼丹术,直到临去世之前,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。他曾对神恳求,与妖魔争辩,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。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,不幸未竟全功,只成功了一半,乃一笑而逝。
第二个理由是,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,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。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,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资料,存在各种史料中,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,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,接近百万言,他的札记、他的遗墨、他的私人书信,在当代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,都流传到现在了。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,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。宋儒都长于写日记,尤以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刘挚、曾布为著名;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、邵伯温。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,和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,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,其中包括对话录,为量甚大。苏东坡并不记日记。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,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。但是他写札记,遇有游山玩水、思想、人物、处所、事件,他都笔之于书,有的记有日期,有的不记日期。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。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。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,随时有人恳求墨宝,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,或是书写杂感评论,酒饭之后,都随手赠与友人。此等小简偶记,人皆珍藏,传之子孙后代,有时也以高价卖出。这些偶记题跋中,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。如今所保存者,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,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。实际上,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,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,如黄山谷便是其一。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,在苏东坡去世之后,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,刻之于石、拓下榻片出卖,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。有一次,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,立刻有人抄写流传,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。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,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,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,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,情势严重,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。他是不是后悔呢?表面上,在他的贬谪期间,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,但是对莫逆之交,他说并无悔意,并且说,倘遇饭中有蝇,仍须吐出。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,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,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,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,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,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。
至此停下,接着与朋友说话。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,而且仅仅两句,全诗尚未完稿。东坡继续吃饭谈笑。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。东坡又拿起笔来,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:
但是,现代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。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。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,实在难以言喻,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,当然更难以捉摸。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,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“好作品”就是那个样子。归根结底来说,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,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,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?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,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、感情、风格而已。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,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,甚至历久而弥新,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“真纯”,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,真金之不怕火炼。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:“文章如精金美玉,市有定价,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。”
苏东坡天赋的才气,特别丰厚,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。他写诗永远清新,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。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。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,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,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,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,俚语俗句用于诗中,亦可听来入妙。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,才使他的同道叹服。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,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,开扩其领域,可以谈道谈禅,谈人生哲理,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。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做诗,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,也写得好。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,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。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,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,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,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。立即吩咐她研墨,拿笔立即开头写道:
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,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,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,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,永远是为害甚大的。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,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,便难免于残忍,乃是不可避免之事。当时情况如此,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,而且兹事体大,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。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;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,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。
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,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。到北宋将亡之际,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,或是丢官去位。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,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,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,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,宁愿遭受奸究之毒手,不肯背弃忠贞正义。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,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,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,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。宋朝国力之消弱,始自实行新法以防“私人资本之剥削”,藉此以谋“人民”之利益,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。对国运为害之烈,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,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。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,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,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。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,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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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事无言及李淇。
中国有一句谚语,就是说一个人如何,要“盖棺论定”。人生如梦,一出戏演得如何,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。不过有这种区别——人生是如同戏剧,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,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,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,也是茫然无知。但是真正的人生,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,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。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,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,逐一观看,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,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。在我将《苏东坡传》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,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,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,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,给一个人细批终身,预卜未来,那么清楚,那么明确,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。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,逐年断开,细批流年,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,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。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。今天,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,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,但是断然无疑的是,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,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,的确是发生了,应验了。
倘若不嫌“民主”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,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,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,帝王、诗人、公卿、隐士、药师、酒馆主人、不识字的农妇。他的至交是诗僧、无名的道士,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。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,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,他却最为快乐。他为杭州、广州兴办水利。建立孤儿院与医院,创监狱医师制度,严禁杀婴。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,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,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。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,流离饿浮。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,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,必至成功而后已。他只求独行其是,一切付之悠悠。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,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。
在徽宗崇宁五年(一一○六)正月,出乎神意,天空出现辇星,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,破而为二。此是上天降怒。毫无疑问,徽宗大惧,但因怕宰相反对,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。宰相发现此事,十分懊恼,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:“此碑可毁,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!”现在我们知道,他是如愿以偿了。
因此之故,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,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、书家,善谈吐,游踪甚广。天生聪慧,对佛理一触即通,因此,常与僧人往还,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。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。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,那就是文人画,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。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,治水筑堤。他自己寻找草药,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。他也涉猎炼丹术,直到临去世之前,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。他曾对神恳求,与妖魔争辩,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。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,不幸未竟全功,只成功了一半,乃一笑而逝。
第二个理由是,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,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。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,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资料,存在各种史料中,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,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,接近百万言,他的札记、他的遗墨、他的私人书信,在当代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,都流传到现在了。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,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。宋儒都长于写日记,尤以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刘挚、曾布为著名;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、邵伯温。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,和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,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,其中包括对话录,为量甚大。苏东坡并不记日记。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,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。但是他写札记,遇有游山玩水、思想、人物、处所、事件,他都笔之于书,有的记有日期,有的不记日期。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。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。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,随时有人恳求墨宝,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,或是书写杂感评论,酒饭之后,都随手赠与友人。此等小简偶记,人皆珍藏,传之子孙后代,有时也以高价卖出。这些偶记题跋中,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。如今所保存者,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,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。实际上,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,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,如黄山谷便是其一。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,在苏东坡去世之后,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,刻之于石、拓下榻片出卖,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。有一次,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,立刻有人抄写流传,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。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,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,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,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,情势严重,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。他是不是后悔呢?表面上,在他的贬谪期间,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,但是对莫逆之交,他说并无悔意,并且说,倘遇饭中有蝇,仍须吐出。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,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,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,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,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,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。
至此停下,接着与朋友说话。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,而且仅仅两句,全诗尚未完稿。东坡继续吃饭谈笑。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。东坡又拿起笔来,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:
但是,现代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。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。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,实在难以言喻,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,当然更难以捉摸。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,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“好作品”就是那个样子。归根结底来说,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,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,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?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,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、感情、风格而已。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,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,甚至历久而弥新,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“真纯”,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,真金之不怕火炼。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:“文章如精金美玉,市有定价,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。”
苏东坡天赋的才气,特别丰厚,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。他写诗永远清新,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。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。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,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,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,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,俚语俗句用于诗中,亦可听来入妙。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,才使他的同道叹服。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,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,开扩其领域,可以谈道谈禅,谈人生哲理,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。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做诗,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,也写得好。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,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。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,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,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,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。立即吩咐她研墨,拿笔立即开头写道:
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,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,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,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,永远是为害甚大的。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,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,便难免于残忍,乃是不可避免之事。当时情况如此,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,而且兹事体大,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。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;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,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。
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,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。到北宋将亡之际,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,或是丢官去位。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,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,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,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,宁愿遭受奸究之毒手,不肯背弃忠贞正义。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,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,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,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。宋朝国力之消弱,始自实行新法以防“私人资本之剥削”,藉此以谋“人民”之利益,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。对国运为害之烈,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,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。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,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,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。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,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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