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
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,打算改革吏治,他算失败了。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,他要朝廷预做防备,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。不过,由于他奋战不懈,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,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。据苏东坡说,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,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,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,已经远离了故乡。朝廷有钱收入,国家却破产了。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。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,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,要如何收债呢?王安石已死,并且带着朝廷赐予最高的荣誉头衔埋葬了。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,免得家家破产赤贫。死者长已矣。姑且放宽心肠,睁大好奇的眼睛,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,他们心那么冰冷,那么残忍,但又那么冷静,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,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。
苏东坡一回到京师,对他的欢迎,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。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。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。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,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。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,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。元佑七年(一○九二)六月,于由又高升了,升成了门下侍郎。按当时广泛的说法,也是宰相之一。政敌的不安,自非无故。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。只为了自存也罢,苏东坡的这群政敌,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。
贤昆仲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,招人艳羡,因此人谈论很久,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,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。苏东坡决心离去,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。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,越发想离开京都,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。
苏东坡越恳求外放,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。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,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。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抵毁苏东坡的,他都用尽了。神宗驾崩后两个月,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,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。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“于公于私,两无利益”。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,他始终误报朝廷。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,名为“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剳子”,里面说:“易等但务快其私忿,苟可以倾臣,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。”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。在苏东坡政敌当中,有此贾易,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,贾易曾背弃朔党;另一个人,叫杨畏,绰号人称“三面杨”,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等,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涂乱的鬼主意。在苏东坡这一面,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。这次斗争成了和局,实在是不得不尔,因为双方目标一致。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,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,但求一走了之。不管有饥荒无饥荒,三个月后,苏东坡外放到颖州为官时,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。
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。因为元佑六年(一○九一)又是五谷不登,饥谨灾情愈形严重。他在颖州为官八个月,又在扬州七个月。这样,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。在元佑六年,他在颖州之时,一次出城去,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。他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,和马齿觅、麦茨一齐煮粥吃。流匪蜂起,他陈报抢案,也为数日多。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。倘若真正发生,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。老弱倒于路旁,少壮者流为盗贼。
在新年除夕日,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,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。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,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。
苏东坡告诉他:“我一夜无法入睡。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。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,给他们烙点儿饼吃。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,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。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,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。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?”
赵令畤说:“我倒是想过。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。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,我们立刻就可以发,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——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。”
苏东坡回答说:“好,立刻就办。”
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。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,官家还在征米柴税呢。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,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,以济燃眉。
在元佑七年(一○九二)二月,苏东坡调到扬州。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。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,他随身带着两个小儿子。他让随员不要跟随,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。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。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,但大多的农家则荒废无人。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,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,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。苏东坡来到了扬州,在谢恩表里他说:“丰凶皆病。”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。他们只有两条路走:一是遇歉年,忍饥挨饿;一是遇丰年,锒铛入狱。
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。苏东坡在杭州时,除去请款、请米、预防灾荒,不断麻烦朝廷之外,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,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。商业萧条,富户早已不复存在。朝廷命令以现款交税,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。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,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。与二十年前相比,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。朝廷也在遭受困难,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,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。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。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,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。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,都由青苗贷款而起。有人,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,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。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,或根本并无此人。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。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,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。没收的财产难道抵消得了借出的款项吗?足可以抵消本金和利息吗?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?更有好多人坐监,只因为,在官司纷乱当中,买了产业,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。每个人都欠人钱。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,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。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,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,生意也陷于停顿。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。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。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,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。由于他抛弃了货色较差的,损失的钱还要补缴。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,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。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,下遭小吏的捉弄,那些小吏靠官方的“呆账”压榨百姓以自肥,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。
朝廷的淡漠拖延,到了惊人程度。远在元佑五年(一○九○)五月,苏东坡曾上表朝廷,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。新当政者上台,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。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。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,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,真是一言难尽,不须细说了。有些官僚认为,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,只限于三估以后“籍纳”的产业,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“折纳”的案件在内。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。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“折纳”的人,已经承认估价公平,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。对这种划分,苏东坡颇为愤慨,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。
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。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,一件件指出,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。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,民脂民膏已挤干,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,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。比如说,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,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,尚有四百零四件是人民弃家逃走,不敢重返故久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。即便情况一直不变,一直催讨,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,何不立即宽免,以收民心?
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沓然之后,那年九月,他又上一本,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,有何下文?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,太后交给了中书省,饬令速办。十二月十九日,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,说原本章遗失,要他再上一份。元佑六年(一○九一)一月九日,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。附加注明,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,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,税收才增收有望。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。但是事过两年,朝廷仍然毫无行动。
同时,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。元佑七年(一○九二)饥荒酿成巨灾。据苏东坡的报告,苏州,湖州(吴兴),秀州(嘉兴)地区,人民死亡半数。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。后来虽然积水渐退,田界全失。苏东坡说:“有田无人,有人无粮,有种无牛。潭死之余,人如鬼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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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一回到京师,对他的欢迎,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。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。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。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,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。尚书、中书、门下三省,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。元佑七年(一○九二)六月,于由又高升了,升成了门下侍郎。按当时广泛的说法,也是宰相之一。政敌的不安,自非无故。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。只为了自存也罢,苏东坡的这群政敌,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。
贤昆仲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,招人艳羡,因此人谈论很久,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,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。苏东坡决心离去,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。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,越发想离开京都,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。
苏东坡越恳求外放,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。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,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。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抵毁苏东坡的,他都用尽了。神宗驾崩后两个月,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,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。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“于公于私,两无利益”。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,他始终误报朝廷。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,名为“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剳子”,里面说:“易等但务快其私忿,苟可以倾臣,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。”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。在苏东坡政敌当中,有此贾易,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,贾易曾背弃朔党;另一个人,叫杨畏,绰号人称“三面杨”,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等,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涂乱的鬼主意。在苏东坡这一面,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。这次斗争成了和局,实在是不得不尔,因为双方目标一致。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,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,但求一走了之。不管有饥荒无饥荒,三个月后,苏东坡外放到颖州为官时,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。
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。因为元佑六年(一○九一)又是五谷不登,饥谨灾情愈形严重。他在颖州为官八个月,又在扬州七个月。这样,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。在元佑六年,他在颖州之时,一次出城去,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。他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,和马齿觅、麦茨一齐煮粥吃。流匪蜂起,他陈报抢案,也为数日多。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。倘若真正发生,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。老弱倒于路旁,少壮者流为盗贼。
在新年除夕日,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,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。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,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。
苏东坡告诉他:“我一夜无法入睡。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。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,给他们烙点儿饼吃。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,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。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,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。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?”
赵令畤说:“我倒是想过。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。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,我们立刻就可以发,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——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。”
苏东坡回答说:“好,立刻就办。”
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。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,官家还在征米柴税呢。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,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,以济燃眉。
在元佑七年(一○九二)二月,苏东坡调到扬州。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。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,他随身带着两个小儿子。他让随员不要跟随,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。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。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,但大多的农家则荒废无人。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,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,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。苏东坡来到了扬州,在谢恩表里他说:“丰凶皆病。”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。他们只有两条路走:一是遇歉年,忍饥挨饿;一是遇丰年,锒铛入狱。
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。苏东坡在杭州时,除去请款、请米、预防灾荒,不断麻烦朝廷之外,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,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。商业萧条,富户早已不复存在。朝廷命令以现款交税,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。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,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。与二十年前相比,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。朝廷也在遭受困难,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,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。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。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,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。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,都由青苗贷款而起。有人,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,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。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,或根本并无此人。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。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,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。没收的财产难道抵消得了借出的款项吗?足可以抵消本金和利息吗?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?更有好多人坐监,只因为,在官司纷乱当中,买了产业,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。每个人都欠人钱。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,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。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,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,生意也陷于停顿。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。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。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,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。由于他抛弃了货色较差的,损失的钱还要补缴。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,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。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,下遭小吏的捉弄,那些小吏靠官方的“呆账”压榨百姓以自肥,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。
朝廷的淡漠拖延,到了惊人程度。远在元佑五年(一○九○)五月,苏东坡曾上表朝廷,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。新当政者上台,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。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。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,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,真是一言难尽,不须细说了。有些官僚认为,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,只限于三估以后“籍纳”的产业,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“折纳”的案件在内。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。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“折纳”的人,已经承认估价公平,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。对这种划分,苏东坡颇为愤慨,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。
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。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,一件件指出,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。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,民脂民膏已挤干,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,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。比如说,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,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,尚有四百零四件是人民弃家逃走,不敢重返故久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。即便情况一直不变,一直催讨,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,何不立即宽免,以收民心?
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沓然之后,那年九月,他又上一本,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,有何下文?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,太后交给了中书省,饬令速办。十二月十九日,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,说原本章遗失,要他再上一份。元佑六年(一○九一)一月九日,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。附加注明,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,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,税收才增收有望。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。但是事过两年,朝廷仍然毫无行动。
同时,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。元佑七年(一○九二)饥荒酿成巨灾。据苏东坡的报告,苏州,湖州(吴兴),秀州(嘉兴)地区,人民死亡半数。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。后来虽然积水渐退,田界全失。苏东坡说:“有田无人,有人无粮,有种无牛。潭死之余,人如鬼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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