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
苏东坡,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过去生活的态度,一向是嫉恶如仇,遇有邪恶,则“如蝇在食,吐之乃已”。不过到目前为止,还幸而安然无事。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,他就被人抓住了,在神宗元丰二年(一○七九)三月,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。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,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。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、捐税、征兵,那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,置之不顾。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,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亶。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,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,既无所谓东,也无所谓西。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,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,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。现在我们想起来,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。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,可就真有危险,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,便是已然退隐。
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,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,再叙皇恩浩荡,以此美缺相赐。但是苏东坡说:“伏念臣性资顽鄙……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隋新进。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“新进”一词,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。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,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。李定和舒亶心想苏东坡为什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?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,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。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?古之文人学者,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,在措词造句上,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,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,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。在中国古代,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,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。苏东坡所写的文字,照例惹人注意,这次谢恩表,使那些“新进”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。
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(一○七九)六月,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,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。数日之后,舒亶,当时尚在御史台,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,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,农人三个月无盐吃,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。他说写的那种诗,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,也是不忠于君。舒亶随同弹劾表章,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。李定,现今升为御史中丞,也随后跟上一表,陈述有四个理由,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。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。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。李定,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,现在担任检察官。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,免去苏东坡的官职,再押解入京受审。御史请求,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,皇帝不许。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,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,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。
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,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,自然有愤怒之感、失望之声,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,罪有应得。
这个消息到达时,苏东坡是何等心情,我们必须要知道。他到达湖州不久,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。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,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、女婿的弟弟。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,他说自己“莫作使君看,外似中已非”。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,他一直哭了三天。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时,他正再度创览他搜集的名画,那是七月七日,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。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,不觉流下泪来。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,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。
平生文字为吾累,此去声名不厌低。
塞上纵归他日马,城东不斗少年鸡。
“臣知多方开罪朝廷,必属死罪无疑。死不足惜,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。”
皇差皇甫遵淡然道:“并不如此严重。”
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:“相信必有公文。”
皇甫遵问:“他是何人?”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。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。打开一看,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,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。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。
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,归看家人。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,他到家时,全家正在大哭。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,安慰他们:
仁宗的皇后,她一向支持苏东坡,这时染病而死。她死前曾对皇帝说:“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,先帝很高兴,曾对家人说,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。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。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。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,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。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?我是不中用了,你可别冤屈好人,老天爷是不容的。”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。
皇帝问道:“我听说你会作诗?”
他真是积习难改,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。诗里说:“却对酒杯浑似梦,试拈诗笔已如神。”一首诗是:
皇帝又说:“朋友们送你时,赠给你几首诗没有?”
杨朴回答道:“没有。只有拙荆作了一首。”
皇帝又问:“是什么诗,可以告诉我吗?”
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:
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,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。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,总括起来,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。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,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。张方平指出,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,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,而且邦有道,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。在另一方面,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,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,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,这也是一种看法。
苏夫人听见这首诗,不由得破涕为笑。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,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。
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。王适,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,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,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。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,个个躲躲藏藏。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。根据县志记载,老百姓都泪下如雨。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,都蛮横无礼,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,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。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。
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。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,在扬州渡江时,他想跳入江中。但按孔平仲的记载,开船之后不久,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,他想跳水自杀。那天夜里,月色皎洁,湖上风高浪大。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,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。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,反倒省事。等再一想,倘若如此,必给弟弟招致麻烦。在给文彦博的信里,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。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,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,找他的诗,书信和别的文件。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,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,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,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。兵丁走后,女人们气冲冲的说:“这都是写书招惹的。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?把人都吓死了。”然后焚烧他的手稿,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。
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,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。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,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。在此一篇文章里,苏东坡说:“古之君子不必仕,不必不仕。必仕则忘其身,必不仕则忘其君。”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。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,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,实在大逆不道,他说:“天下之人,仕与不仕,不敢忘其君。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,是废为臣之道尔。”
王珪于是沉默无言。章惇,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,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,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,也可以指大臣,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,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。
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,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。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“乌台诗案”,“乌台”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。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、审问记录全部,苏东坡的口供、证物,和最后的判词。陆游勤于写日记,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,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。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。北宋在靖康元年(一一二六)灭亡时,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,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。在扬州,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,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。后来,张全真死后,一位姓张的宰相,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。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。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,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。陆游记载说,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,还有改正之处,都由苏东坡签名,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。我们不敢确言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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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,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,再叙皇恩浩荡,以此美缺相赐。但是苏东坡说:“伏念臣性资顽鄙……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隋新进。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“新进”一词,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。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,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。李定和舒亶心想苏东坡为什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?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,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。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?古之文人学者,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,在措词造句上,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,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,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之中。在中国古代,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,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。苏东坡所写的文字,照例惹人注意,这次谢恩表,使那些“新进”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。
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(一○七九)六月,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,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。数日之后,舒亶,当时尚在御史台,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,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,农人三个月无盐吃,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。他说写的那种诗,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,也是不忠于君。舒亶随同弹劾表章,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。李定,现今升为御史中丞,也随后跟上一表,陈述有四个理由,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。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。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。李定,当年因隐瞒父丧司马光骂他是禽兽不如,现在担任检察官。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,免去苏东坡的官职,再押解入京受审。御史请求,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,皇帝不许。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,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,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。
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,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,自然有愤怒之感、失望之声,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,罪有应得。
这个消息到达时,苏东坡是何等心情,我们必须要知道。他到达湖州不久,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。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,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、女婿的弟弟。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,他说自己“莫作使君看,外似中已非”。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,他一直哭了三天。在朝廷的差官正越程前去逮捕他时,他正再度创览他搜集的名画,那是七月七日,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。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,不觉流下泪来。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,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。
平生文字为吾累,此去声名不厌低。
塞上纵归他日马,城东不斗少年鸡。
“臣知多方开罪朝廷,必属死罪无疑。死不足惜,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。”
皇差皇甫遵淡然道:“并不如此严重。”
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:“相信必有公文。”
皇甫遵问:“他是何人?”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。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。打开一看,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,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。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。
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,归看家人。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,他到家时,全家正在大哭。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,安慰他们:
仁宗的皇后,她一向支持苏东坡,这时染病而死。她死前曾对皇帝说:“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,先帝很高兴,曾对家人说,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。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。这都是小人跟他做对。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,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。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?我是不中用了,你可别冤屈好人,老天爷是不容的。”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。
皇帝问道:“我听说你会作诗?”
他真是积习难改,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。诗里说:“却对酒杯浑似梦,试拈诗笔已如神。”一首诗是:
皇帝又说:“朋友们送你时,赠给你几首诗没有?”
杨朴回答道:“没有。只有拙荆作了一首。”
皇帝又问:“是什么诗,可以告诉我吗?”
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大作的诗念出来:
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,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。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,总括起来,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。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,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。张方平指出,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,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,而且邦有道,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。在另一方面,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,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,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,这也是一种看法。
苏夫人听见这首诗,不由得破涕为笑。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,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。
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。王适,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,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,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。太守官邸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,个个躲躲藏藏。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。根据县志记载,老百姓都泪下如雨。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,都蛮横无礼,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,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。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钱别。
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。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,在扬州渡江时,他想跳入江中。但按孔平仲的记载,开船之后不久,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,他想跳水自杀。那天夜里,月色皎洁,湖上风高浪大。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,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。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,反倒省事。等再一想,倘若如此,必给弟弟招致麻烦。在给文彦博的信里,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。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,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,找他的诗,书信和别的文件。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,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,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,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。兵丁走后,女人们气冲冲的说:“这都是写书招惹的。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?把人都吓死了。”然后焚烧他的手稿,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。
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,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。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,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。在此一篇文章里,苏东坡说:“古之君子不必仕,不必不仕。必仕则忘其身,必不仕则忘其君。”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。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,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,实在大逆不道,他说:“天下之人,仕与不仕,不敢忘其君。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,是废为臣之道尔。”
王珪于是沉默无言。章惇,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,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,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,也可以指大臣,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,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。
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,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。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“乌台诗案”,“乌台”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。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、审问记录全部,苏东坡的口供、证物,和最后的判词。陆游勤于写日记,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,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。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。北宋在靖康元年(一一二六)灭亡时,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,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。在扬州,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,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。后来,张全真死后,一位姓张的宰相,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。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。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,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。陆游记载说,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,还有改正之处,都由苏东坡签名,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。我们不敢确言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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