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者序
过去童子时读古文,所读传记文字,都是短篇,如《史记》的《刺客列传》、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,最长的也不过《项羽本纪》。唐代传奇如《虬髯客传》、《长恨歌传》则是小说,去真正史实太远。唐宋以至清代古文的传记文仍是短的散文。中国传记文章之长至排印成册者,似乎是开始于现代,但为数不多,其最为人所熟知者,我想是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本,即《武则天正传》(LadyWu)及《苏东坡传》(ThyGayGenius)。这类文学创作之出现,与过去之历史演义小说不能说毫无关系,但所受的直接影响,还是来自西方的传记文学,在英文著作中如JamesBoswell的LifeofSamuelJohnson,GilesLyttonStrachev的QueenVictoria,LifeofAbrahamLin,TheLifeofHenryGee等皆是。以中国历史之长、史料之富,写名人传记的背景和基础,可算极为有利。像林语堂先生这两本名人传记,写的实在好,但可惜我们所拥有的这类书实嫌太少。是否我们的学者作家能接着再写出些本来?真令人延伫望之。
写传记不比写小说,可任凭想像为驰骋,必须不背乎真实,但又不可缺少想像力的活动。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,写传记则如驱骅骝、驾战车,纵然须绝尘驰骤,但不可使套断缰绝、车翻人杳,只剩下想像之马,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。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,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,对资料的剪裁去取,写景叙事,气氛对白的安排上,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。于是,姚姬传所主张的考据、义理、词章,乃一不可缺。也就是说,传记作家,要有学者有系统的治学方法,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;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,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;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像力,好赋与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,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,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。
在《武则天正传》的原序里,林语堂先生曾说明《武则天正传》的写法。我想其基本道理对这本传记也颇适用。他说:
以上所说考据、义理、词章三要点,林语堂先生做到了,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。
林语堂先生的传记著作,和他的其它文学和学术著作一样,都是用英文写的。若移植回国,自然有赖于中文翻译。他的LadyWu,我曾在十六年前在台湾南部译成《武则天正传》,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,当时该报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编。现已由德华出版社出版。翻译此书时查证中文专有名词,如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官衙名、引用诗文等,费时费事,难之又难,饱尝其苦。因为有此经验,对《苏东坡传》的汉译,自然十分慎重,对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之困难者,多暂时搁置,容后查出补入。1977年夏,见宋碧云小姐译的《苏东坡传》出版,非常兴奋。文中对中文的查证,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,其仔细可知,其辛勤可佩,其译文纯熟精练可喜。比卅年代一般译品文字,实有过之。拙稿既接近完成,不愿抛弃,乃续译完毕。原书中须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决者,在感激的心情之下,便斗胆借用了,否则,拙译必致再拖延甚久,也许竟无脱稿之日,所以在拙译付印之前,愿向宋碧云小姐及远景出版社敬致万分感激之忱。
按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译成外文者,多不止一个译本。我国之论语、道德经;希腊之依里亚德、奥德赛;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;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(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);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《西线无战事》,即在台先后出版;所以《苏东坡传》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,也是值得的。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。
本书虽属翻译,但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。诸如“当……时候”,“假若……的话”,“散步着”,“有着”,“被成功地实验了”,“房子被建筑好了”,“快速地跳”,“公然地反对”,“哪些花朵们”,“诸位青年们”,“各位同学们”,“他(她)们”,“它们”,“红黄蓝白和黑”等句法文词,全避而不用。人说话时,先写某某道,不先写对白,然后再补注某某说。一个人说话,不先说半句,中间腰斩,补入谁说道,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。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。没有别的,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。还有尽量不用“地”当副词符号,而以一个“的”字代之,自然“底”字更不愿用。
本书翻译时多承周素樱小姐代为整理稿件,褥暑长夏,代为到图书馆、书店去查阅疑难之处,助我良多,并此致谢。
本书翻译,时作时辍,综计前后,行将两年。译稿杀青,停笔静坐。偶望窗外,树叶萧疏,已见秋意。回忆童年,读书燕市,长巷深宅,树老花繁,四季皆美,秋天为最。今日寄迹海隅,又喜秋光如故,人健如仙。名著译毕,顿感松快,得失工拙,不计也。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。
张振玉于台北复旦桥燕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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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传记不比写小说,可任凭想像为驰骋,必须不背乎真实,但又不可缺少想像力的活动。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,写传记则如驱骅骝、驾战车,纵然须绝尘驰骤,但不可使套断缰绝、车翻人杳,只剩下想像之马,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。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,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,对资料的剪裁去取,写景叙事,气氛对白的安排上,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。于是,姚姬传所主张的考据、义理、词章,乃一不可缺。也就是说,传记作家,要有学者有系统的治学方法,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;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,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;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像力,好赋与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,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,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。
在《武则天正传》的原序里,林语堂先生曾说明《武则天正传》的写法。我想其基本道理对这本传记也颇适用。他说:
以上所说考据、义理、词章三要点,林语堂先生做到了,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。
林语堂先生的传记著作,和他的其它文学和学术著作一样,都是用英文写的。若移植回国,自然有赖于中文翻译。他的LadyWu,我曾在十六年前在台湾南部译成《武则天正传》,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,当时该报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编。现已由德华出版社出版。翻译此书时查证中文专有名词,如人名、地名、官名、官衙名、引用诗文等,费时费事,难之又难,饱尝其苦。因为有此经验,对《苏东坡传》的汉译,自然十分慎重,对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、地名等专有名词之困难者,多暂时搁置,容后查出补入。1977年夏,见宋碧云小姐译的《苏东坡传》出版,非常兴奋。文中对中文的查证,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,其仔细可知,其辛勤可佩,其译文纯熟精练可喜。比卅年代一般译品文字,实有过之。拙稿既接近完成,不愿抛弃,乃续译完毕。原书中须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决者,在感激的心情之下,便斗胆借用了,否则,拙译必致再拖延甚久,也许竟无脱稿之日,所以在拙译付印之前,愿向宋碧云小姐及远景出版社敬致万分感激之忱。
按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译成外文者,多不止一个译本。我国之论语、道德经;希腊之依里亚德、奥德赛;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;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(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);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《西线无战事》,即在台先后出版;所以《苏东坡传》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,也是值得的。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。
本书虽属翻译,但力避卅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。诸如“当……时候”,“假若……的话”,“散步着”,“有着”,“被成功地实验了”,“房子被建筑好了”,“快速地跳”,“公然地反对”,“哪些花朵们”,“诸位青年们”,“各位同学们”,“他(她)们”,“它们”,“红黄蓝白和黑”等句法文词,全避而不用。人说话时,先写某某道,不先写对白,然后再补注某某说。一个人说话,不先说半句,中间腰斩,补入谁说道,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。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。没有别的,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。还有尽量不用“地”当副词符号,而以一个“的”字代之,自然“底”字更不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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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翻译,时作时辍,综计前后,行将两年。译稿杀青,停笔静坐。偶望窗外,树叶萧疏,已见秋意。回忆童年,读书燕市,长巷深宅,树老花繁,四季皆美,秋天为最。今日寄迹海隅,又喜秋光如故,人健如仙。名著译毕,顿感松快,得失工拙,不计也。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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