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章
我和彼得罗的通话,尤其是和我婆婆的通话,让我长期以来积聚的一种情感得到了释放。到那时候为止,我一直在抑制着自己,但现在这种情感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,这和我的身份的变化有关。艾罗塔一家人,尤其是圭多,也可能是阿黛尔自己,很有可能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姑娘,但我和他们期望的儿媳妇相去甚远。同样的,极有可能我的出身、我的那不勒斯口音,还有我做事时的笨手笨脚,对于他们的承受力是一个挑战。更进一步的大胆设想就是,我的书的出版,也是一个紧急计划,可以让我在他们的世界里变得体面。但是,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是,他们接受了我,在他们的认可下,我要和彼得罗结婚,我正要进入一个家庭,这个家庭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,我可以不用害怕,大胆向前走,或者如果我遇到危险的话,我可以在城堡里躲藏。我迫切需要适应我的新身份,尤其是我应该有这种身份意识。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只剩下最后一根火柴的小女孩了,我现在储备了大量的火柴,因此我忽然明白,我可以为莉拉做很多事情,比我之前想到的还多。
有了这样的意识,我就让她把搜集的、针对索卡沃的文件都给我,她很被动地把它们交给了我,没问我拿这些东西干什么。我看得很投入,她用多么准确而犀利的语言来讲述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在她对工厂的描述中,包含着那么多让人无法忍受的体会。我把那几页纸拿在手上,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,忽然间,几乎在没有事先做决定的情况下,我在电话目录上找到了索卡沃的电话号码,直接打给了他。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声音,用带着适度高傲的语气说:“喂,我是埃莱娜·格雷科,让布鲁诺接电话。”他对我很热情:“接到你的电话,简直太高兴了!”而我的态度冷冰冰的。他说:“你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,埃莱娜,我在《罗马报》上看到了你的一张照片,很棒!我们一起在伊斯基亚岛度过的时光真美好。”我回答说,我也很高兴打电话给他,伊斯基亚已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,无论好坏,我们所有人都变了。比如说,关于他,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,我希望那些传言不是真的。他马上就明白我要说什么,就说了很多莉拉的坏话,说她忘恩负义,还有给他惹的麻烦。我改变了语气,我说,我更相信莉拉说的,而不是他的话。我说:“你拿起笔和纸,记下我的电话号码,好了吗?你要把该给她的钱,每一分都给她,你准备好钱,然后打电话给我,我过来拿。我不希望你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。”
我在他反驳之前挂上了电话,我为自己感到自豪。我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情感,我很干脆,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简洁的话,先是很客气,后来很冷淡。我希望彼得罗的感觉是对的:我现在的语气越来越像阿黛尔了,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,我在模仿她为人处世的方法。我决定搞清楚,我能不能按照我说的那样,继续下一步。在给布鲁诺打电话威胁他时,我并没有很激动,因为他一直都是那个在琪塔拉沙滩上试图亲吻我的乏味男生,但我给《团结报》的编辑打电话时,却非常紧张。电话接通时,我希望那边的人听不到我母亲用方言对着埃莉莎叫喊的声音。我对接线员说,我是埃莱娜·格雷科。我还没有对她说我找谁,那女人就大声问:“是女作家埃莱娜·格雷科?”她读过我的书,热情地恭维了我。我对她表示感谢,我感到很愉快,也很强大。我跟她说,我想写一篇文章,是关于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厂,我对她说了阿黛尔给我推荐的那个编辑的名字。那个接线员又恭维了我,用工作的正式语气对我说:您等一下。过了一分钟,一个沙哑的男声,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我:“从什么时候开始,那些搞文学的人愿意为这些工人计件、轮班还有加班浪费自己的笔墨?这些事儿都很乏味,尤其是成功的女作家,都尽量离这些事儿远远的。”
“是什么领域的?”他问我,“建筑、港口还是矿井?”
“是一家香
藏书网肠厂,”我小声说,“规模不大。”
那个男人依然在用开玩笑的语气说:
“这很好,你不用解释了。这份报纸曾经用了大半页版面,大张旗鼓地赞美了您,埃莱娜·格雷科女士,假如您决定写关于香肠的事儿,那我们这些可怜的编辑还能说,我们不感兴趣?三十行够了吗?太少了吗?那我们就增多一点,六十行吧。您写完了,我们怎么操作?是您亲自送过来,还是向我口述?”
我马上就动笔写那篇文章了,我要把莉拉写的那几页缩减成六十行的文章,出于对她的爱,我想写得好一些。但是,我没有任何写报道的经验,除了我在十五岁时,曾经尝试过给尼诺主编的报纸写一篇关于我和宗教老师冲突的文章,但结果很糟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,可能因为那件事情的记忆让事情变得很复杂,或者是那个编辑的讽刺语气还在我耳边回响,尤其是在电话的最后,他让我向我婆婆问好。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写那篇文章,改了又改,非常认真。但当我写完时,我还是觉得很不满意,我没有把文章送到报社去,我要先和莉拉商量一下。我想,这是一件需要一起决定的事,我明天再去交稿吧。
第二天,我去找莉拉,我觉得她的状态特别差。她嘟囔着说,我不在的时候,有些东西趁机冒了出来,折磨着她和詹纳罗。她发现我很忧虑,就做出一副开玩笑的样子,说那些都是骗人的话,她只是希望我和她多待一会儿。我们谈了很多,我让她平静下来,但我没让她看那篇文章。让我下不了决心的是,假如《团结报》没有采纳我的稿件,那我就不得不告诉莉拉:编辑认为那篇文章写得不好,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。晚上,阿黛尔的电话给我了很大的勇气,我变得乐观起来了,促使我做了决定。她已经和她丈夫,还有马丽娅罗莎谈了这件事情。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,他们动员了所有关系:医学界的大腕、熟悉工会的社会党教授,还有一个天主教民主党的人士,她说那人有点蠢,但是个好人,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专家。结果在第二天,她为我约了那不勒斯最好的心脏病专家——一个朋友的朋友,我不用付任何钱,而且,检查员会很快去索卡沃的工厂检查。为了要回莉拉的钱,我可以去找马丽娅罗莎的那个律师朋友,就是彼得罗跟我提到过的那个人,他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党律师,他在尼古拉爱茉莉广场上有一间事务所,她已经问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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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这样的意识,我就让她把搜集的、针对索卡沃的文件都给我,她很被动地把它们交给了我,没问我拿这些东西干什么。我看得很投入,她用多么准确而犀利的语言来讲述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在她对工厂的描述中,包含着那么多让人无法忍受的体会。我把那几页纸拿在手上,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,忽然间,几乎在没有事先做决定的情况下,我在电话目录上找到了索卡沃的电话号码,直接打给了他。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声音,用带着适度高傲的语气说:“喂,我是埃莱娜·格雷科,让布鲁诺接电话。”他对我很热情:“接到你的电话,简直太高兴了!”而我的态度冷冰冰的。他说:“你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,埃莱娜,我在《罗马报》上看到了你的一张照片,很棒!我们一起在伊斯基亚岛度过的时光真美好。”我回答说,我也很高兴打电话给他,伊斯基亚已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,无论好坏,我们所有人都变了。比如说,关于他,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,我希望那些传言不是真的。他马上就明白我要说什么,就说了很多莉拉的坏话,说她忘恩负义,还有给他惹的麻烦。我改变了语气,我说,我更相信莉拉说的,而不是他的话。我说:“你拿起笔和纸,记下我的电话号码,好了吗?你要把该给她的钱,每一分都给她,你准备好钱,然后打电话给我,我过来拿。我不希望你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。”
我在他反驳之前挂上了电话,我为自己感到自豪。我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情感,我很干脆,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简洁的话,先是很客气,后来很冷淡。我希望彼得罗的感觉是对的:我现在的语气越来越像阿黛尔了,在我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,我在模仿她为人处世的方法。我决定搞清楚,我能不能按照我说的那样,继续下一步。在给布鲁诺打电话威胁他时,我并没有很激动,因为他一直都是那个在琪塔拉沙滩上试图亲吻我的乏味男生,但我给《团结报》的编辑打电话时,却非常紧张。电话接通时,我希望那边的人听不到我母亲用方言对着埃莉莎叫喊的声音。我对接线员说,我是埃莱娜·格雷科。我还没有对她说我找谁,那女人就大声问:“是女作家埃莱娜·格雷科?”她读过我的书,热情地恭维了我。我对她表示感谢,我感到很愉快,也很强大。我跟她说,我想写一篇文章,是关于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厂,我对她说了阿黛尔给我推荐的那个编辑的名字。那个接线员又恭维了我,用工作的正式语气对我说:您等一下。过了一分钟,一个沙哑的男声,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我:“从什么时候开始,那些搞文学的人愿意为这些工人计件、轮班还有加班浪费自己的笔墨?这些事儿都很乏味,尤其是成功的女作家,都尽量离这些事儿远远的。”
“是什么领域的?”他问我,“建筑、港口还是矿井?”
“是一家香
藏书网肠厂,”我小声说,“规模不大。”
那个男人依然在用开玩笑的语气说:
“这很好,你不用解释了。这份报纸曾经用了大半页版面,大张旗鼓地赞美了您,埃莱娜·格雷科女士,假如您决定写关于香肠的事儿,那我们这些可怜的编辑还能说,我们不感兴趣?三十行够了吗?太少了吗?那我们就增多一点,六十行吧。您写完了,我们怎么操作?是您亲自送过来,还是向我口述?”
我马上就动笔写那篇文章了,我要把莉拉写的那几页缩减成六十行的文章,出于对她的爱,我想写得好一些。但是,我没有任何写报道的经验,除了我在十五岁时,曾经尝试过给尼诺主编的报纸写一篇关于我和宗教老师冲突的文章,但结果很糟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,可能因为那件事情的记忆让事情变得很复杂,或者是那个编辑的讽刺语气还在我耳边回响,尤其是在电话的最后,他让我向我婆婆问好。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写那篇文章,改了又改,非常认真。但当我写完时,我还是觉得很不满意,我没有把文章送到报社去,我要先和莉拉商量一下。我想,这是一件需要一起决定的事,我明天再去交稿吧。
第二天,我去找莉拉,我觉得她的状态特别差。她嘟囔着说,我不在的时候,有些东西趁机冒了出来,折磨着她和詹纳罗。她发现我很忧虑,就做出一副开玩笑的样子,说那些都是骗人的话,她只是希望我和她多待一会儿。我们谈了很多,我让她平静下来,但我没让她看那篇文章。让我下不了决心的是,假如《团结报》没有采纳我的稿件,那我就不得不告诉莉拉:编辑认为那篇文章写得不好,我会觉得很没有面子。晚上,阿黛尔的电话给我了很大的勇气,我变得乐观起来了,促使我做了决定。她已经和她丈夫,还有马丽娅罗莎谈了这件事情。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,他们动员了所有关系:医学界的大腕、熟悉工会的社会党教授,还有一个天主教民主党的人士,她说那人有点蠢,但是个好人,是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专家。结果在第二天,她为我约了那不勒斯最好的心脏病专家——一个朋友的朋友,我不用付任何钱,而且,检查员会很快去索卡沃的工厂检查。为了要回莉拉的钱,我可以去找马丽娅罗莎的那个律师朋友,就是彼得罗跟我提到过的那个人,他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党律师,他在尼古拉爱茉莉广场上有一间事务所,她已经问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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