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一章:073 - 盲人马修
门口的莲花灯亮起来了,事务所迎来了第七十三位客人。
客人礼貌地敲了几下门,随后便在门口等候。
“请进吧。”我说道。
大门吱呀推开,一个身形偏瘦,身高不算太高的棕色皮肤男子摸着门框走了进来。男子穿着红褐色的羊毛呢西装外套,银白色的头发用发胶整整齐齐地往后脑勺撸去。眉毛像是精心修饰过,眉峰眉尾都干净利索的令人赏心悦目。男人的右手手持盲人杖,脸上带着看起来像是某个奢侈品品牌的黑色墨镜。
“哦哈咯,您好,多有打扰。”男人一口英伦腔,对着左边的书架打了个招呼。
“我在这边。”
男人有些尴尬,又是重复了一句刚刚的话:“您好,多有打扰。”
他的盲人杖在地上敲击试探,一直到木椅前停下来。慢慢弯下身摸索着木椅的轮廓,等具体确定了椅子的位置,才缓缓屈身坐下。
“喝茶?”
“有奶有糖吗?”
“都没有,抱歉。”
“那不喝了,谢谢。”
男人优雅地翘起二郎腿,把盲杖横着放在膝盖上。我给自己倒上苦茶,抿了一口。
“我该如何称呼你?”
“马修·萨卢维思(MatthewSaloviss),很高兴认识你,执笔先生。”
“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何事呢?”
“我其实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到地狱中来,我希望能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”
“说说你的一生吧。”
“我出生在西约克郡的利兹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,我的父亲是银行员工,母亲则在利兹市郊外的皮鞋厂工作。我有三个哥哥,一个妹妹,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。”
“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来到地狱中的?”
马修看起来很犹豫,他双手在盲杖上来回滚动。
“我喜欢女人,也喜欢男人。也许这点让我下到了地狱中来。”
“个人的性取向偏好不会直接导致灵魂的归处,大部分时候是动机所导致的事件影响了灵魂的重量。当重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就只能往下坠了。”
“在我们那个年代,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很难生存下来的。我是1978年去世的,去世的时候32岁,是在某个城市游行中被打死的。
那时我已经从利兹搬去了底特律,想在美国开始不一样的生活。我本以为美国是自由的,民主的,没有想到却在游行中丢失了性命。事实上,我至今都不知道我是被警察的子弹击中的,还是被游行队伍中的人们误伤。”
“你本来去美国是想做什么的?”
“我的家庭成员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,我很爱他们,但他们是不会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存在于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中的。我的存在让他们蒙羞,让我的父母在他们的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我在二十六岁那年和父母出柜,随后被迫与家人们断绝了关系。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,我感到深深的无力,就像沉到了海底一点光亮都没有的地方。我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,但又不敢。
我是个胆小的英国人,白天乞讨,晚上酗酒,以此度日。我在街头流浪了半年时间,用酒精反复蹂躏自己的身体和神经,那半年时间比在这地狱中还要难熬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半年后,利兹即将进入冬天。冬天对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是致命的,我当时有两个选择。
一,找一份还过去的工作,最好可以住在工作的地方,只要有钱能让我买咖啡和三明治就行。二,去教堂的福利院过冬。
很明显,我是不可能去福利院的。我在教堂的眼中如同行走的撒旦,我这种本身就是恶的存在怎么能走进那种地方呢?
很幸运,我在某个剧院门口找到了一个售票员的工作。那是新建的一个电影院,当时热映的电影是弗朗西斯·科波拉导演的《教父》。除了《教父》以外,电影院也会在午夜过后播放一些国外进口的B级电影。我常常在售完最后一波票之后溜进电影院中,躲在最不起眼地角落里,看着荧幕上的人们毫不遮掩地展示着他们的欲望。
电影院里有椅子可以睡,有洗手间可以梳妆打扮自己,是我再梦寐以求不过的工作。我就在那里住下了,这一做,又是半年。
半年之后,我的人生被一位美国来的男人所改变了。他的名字叫做,爱德华·兰特。
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四月初的时候,利兹的天气刚刚转暖。那本应该是我售票的最后一个礼拜,我已经想好了,在那之后,我要寻一份其他工作,我就是在那个礼拜遇到兰特先生的。
兰特先生每天都会在电影院中从早呆到晚上。除了午饭时间会去附近的咖啡厅里卖份三明治以外,他都在电影院里,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相同的电影,包括午夜过后的进口B级片。
在我售票的最后一天,我心情很好,于是在把票交到兰特先生的手中时多问了一句,您是做什么工作的?
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
我倒了一杯凉水,把水杯塞进马修手中,他细细抚摸着陶土杯的纹理,像是把杯子当作书本在阅读。
“兰特先生是位来自美国的导演,他是来利兹拍摄电影的。据他说,剧组提前杀青一个礼拜,还剩下大把的时间和钱供他随意玩耍。但他什么都不想玩,只想在电影院里耗废时光。我和兰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他继续说更多,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,这是我将在这里卖票的最后一天。
兰特先生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,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换一份工作。
在离开售票亭后,兰特先生请我去附近的咖啡馆里喝咖啡,吃橘子味的司康饼。我们从电影聊到新文化运动,从民主系统聊到美国党派。越聊越投机,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在那天临别的时候,兰特先生问我想不想随他去美国。
我就是这样从利兹搬到了底特律。”
“你是怎么失去视觉的?”
马修又犹豫了,他每次在思考的时候,双手都会来回在盲杖上滚动。这次他的掌心渗出了细汗,汗水一沾到盲杖的表面就干燥了。
“我不太想说。”
“嗯,好,我尊重你。”
“所以我是为什么下到地狱中来的?执笔先生?”
“就你目前所说的,我并理不出什么头绪。”
“如果您在生前看到了你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东西,您会怎么做?”
“你会怎么做呢?”
马修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墨镜边框。
”兰特先生是我的一生所爱,但我却不是他的。”
“发生了什么?”
“我和兰特先生来到底特律,开始了二人的同居生活。本以为这次彻底离开了利兹,离开了英格兰。美国啊,自由的大陆,以后的一切也许都会好起来的。至少我是这么由衷地希望。
和兰特先生住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,兰特先生的伴侣不止我一个。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算了,我本身可以离开他自己前往美国其他城市讨生活,我不是能力养活自己。
然而兰特反复告诉我,他爱我,他无法离开我。到了后面,他甚至告诉我,如果我没有他的话,我一文不值。
那个时候,我所有的经济来源和在底特律所认识的朋友的确都和兰特先生有关,我害怕极了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每次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使用一种叫做’CN-RS’的注射性药物。这种药物能让我感到放松,很放松,浑身的感官都慢慢松弛了下去。就像喝酒喝到了刚刚好的程度,就像在没有光的水底突然吸到了一口氧气。
也是‘CN-RS’夺走了我的视力。
视力越差,我的脾气也就越差。我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示威游行,和人群在一起制造混乱让我感到放松。大声喊着那煽动性的口号,这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。盲人的身份让我在示威人群中得到优待,让我觉得特殊,让我觉得我不再是兰特先生口中的一文不值。
后面的故事您已经知道了,我是在一场游行中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毙的。两发子弹,一发穿透胸口,另一发打在大腿上。很疼痛,但我当时有一种即将解脱的感觉。
是的,我当时感觉我即将解脱了。而且我也许会被当地人当作某种精神领袖一样的人物看待,盲人马修·萨卢维思,为了民主的进步牺牲了自己性命,不知道之后的历史书中会不会有我的名字。”
“我在学美国历史的时候,没有读到过你的名字。”
马修摆了摆手:“这是个玩笑,别当真,执笔先生。”
“你现在还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吗?”
马修又开始滚动膝盖上的盲杖。
“是的,我觉得我的存在没有价值。”
“这个价值是谁定义的?你要对谁产生价值?”
“对家人,对社会,对其他和我一样的人们。我希望我的存在能为他们带来一些改变。”
“改变?如果那些人不想要改变的话,怎么办?”
“每个人都是对现状不满足的,都想要多多少少的改变。”
“那如果你不能帮助别人带来改变,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?”
“是的。”
“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一件很难的事情,要改变一个社会的集体认知度就更难了,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。大部分历史上所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被刺杀,要么就是自尽,最好的结局就是隐居从此消失在大众视线中。”
“我能不能算是被刺杀的?”
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刺杀的,但我觉得你的个人存在价值观不应该是这个衡量标准。这个衡量标准无论对你自己,还是对他人,都是不公平的。如果他人不想被你改变呢?如果他人担心挫败你的价值感于是强行配合你演戏,这对他人来说也是很累的。”
“我不像兰特先生,我不会强行要求别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,我也不会精神控制别人。兰特先生当初对我所做的一切让我想到……我的父亲。从小到大,我的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告诉我,作为一个男人,我到底有多没用。”
“嗯,兰特先生和你的父亲对你所做的事对你造成了很深的伤害。即使受到这些伤害,你都选择不对别人重蹈同样的事情,真的很好。”
“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墨镜后面留下了一行泪,马修连忙抹掉眼泪,“我才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,才能有价值……我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……”
“你不用非要做什么,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。”
“我不认同,如果我每天酗酒,和混混打架,这样的人生也是有价值的吗?”
“正是因为你遭受过精神控制的对待,所以选择不去那样对待别人。因为你曾流浪街头酗酒度日,所以想要尝试工作,并找到了。
无论你做什么事情,每一秒都对下一秒做出了或大或小的影响。这些影响叠加在一起,形成了一种思维,信念,习惯,精神,品格……这些,每个人都有。去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,去理解这当下的自己是怎么过来的,又将到何处去,在时间的变化和流动性中认知自己。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,因为你就是存在本身。”
“好复杂……”
“已经是这么复杂的意义了,足够你思考一阵子。”
“思考不出结果该怎么办?”
“本来就没有结果,每个结果都是下一个过程的开始。”
马修不说话了,他静坐了一会儿,随后站起身。
“我有些疲倦了,先生。”
“嗯,你今日的确说了很多话,说话是很消耗精力的事情。”
马修拿起盲杖,在地上轻轻敲了两下:“谢谢您在我身上所花的时间,我感到很荣幸。”
“不必,不必。”
“再见了,先生。”
“再见。”
盲杖在地板上左右试探,在富有节奏的敲击声中,马修摸着来到门口。吱呀打开大门,继续摸索着,缓慢地,走回地狱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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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哈咯,您好,多有打扰。”男人一口英伦腔,对着左边的书架打了个招呼。
“我在这边。”
男人有些尴尬,又是重复了一句刚刚的话:“您好,多有打扰。”
他的盲人杖在地上敲击试探,一直到木椅前停下来。慢慢弯下身摸索着木椅的轮廓,等具体确定了椅子的位置,才缓缓屈身坐下。
“喝茶?”
“有奶有糖吗?”
“都没有,抱歉。”
“那不喝了,谢谢。”
男人优雅地翘起二郎腿,把盲杖横着放在膝盖上。我给自己倒上苦茶,抿了一口。
“我该如何称呼你?”
“马修·萨卢维思(MatthewSaloviss),很高兴认识你,执笔先生。”
“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何事呢?”
“我其实并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到地狱中来,我希望能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”
“说说你的一生吧。”
“我出生在西约克郡的利兹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,我的父亲是银行员工,母亲则在利兹市郊外的皮鞋厂工作。我有三个哥哥,一个妹妹,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。”
“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来到地狱中的?”
马修看起来很犹豫,他双手在盲杖上来回滚动。
“我喜欢女人,也喜欢男人。也许这点让我下到了地狱中来。”
“个人的性取向偏好不会直接导致灵魂的归处,大部分时候是动机所导致的事件影响了灵魂的重量。当重量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就只能往下坠了。”
“在我们那个年代,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很难生存下来的。我是1978年去世的,去世的时候32岁,是在某个城市游行中被打死的。
那时我已经从利兹搬去了底特律,想在美国开始不一样的生活。我本以为美国是自由的,民主的,没有想到却在游行中丢失了性命。事实上,我至今都不知道我是被警察的子弹击中的,还是被游行队伍中的人们误伤。”
“你本来去美国是想做什么的?”
“我的家庭成员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,我很爱他们,但他们是不会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存在于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中的。我的存在让他们蒙羞,让我的父母在他们的亲朋好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我在二十六岁那年和父母出柜,随后被迫与家人们断绝了关系。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,我感到深深的无力,就像沉到了海底一点光亮都没有的地方。我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,但又不敢。
我是个胆小的英国人,白天乞讨,晚上酗酒,以此度日。我在街头流浪了半年时间,用酒精反复蹂躏自己的身体和神经,那半年时间比在这地狱中还要难熬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半年后,利兹即将进入冬天。冬天对所有无家可归者都是致命的,我当时有两个选择。
一,找一份还过去的工作,最好可以住在工作的地方,只要有钱能让我买咖啡和三明治就行。二,去教堂的福利院过冬。
很明显,我是不可能去福利院的。我在教堂的眼中如同行走的撒旦,我这种本身就是恶的存在怎么能走进那种地方呢?
很幸运,我在某个剧院门口找到了一个售票员的工作。那是新建的一个电影院,当时热映的电影是弗朗西斯·科波拉导演的《教父》。除了《教父》以外,电影院也会在午夜过后播放一些国外进口的B级电影。我常常在售完最后一波票之后溜进电影院中,躲在最不起眼地角落里,看着荧幕上的人们毫不遮掩地展示着他们的欲望。
电影院里有椅子可以睡,有洗手间可以梳妆打扮自己,是我再梦寐以求不过的工作。我就在那里住下了,这一做,又是半年。
半年之后,我的人生被一位美国来的男人所改变了。他的名字叫做,爱德华·兰特。
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四月初的时候,利兹的天气刚刚转暖。那本应该是我售票的最后一个礼拜,我已经想好了,在那之后,我要寻一份其他工作,我就是在那个礼拜遇到兰特先生的。
兰特先生每天都会在电影院中从早呆到晚上。除了午饭时间会去附近的咖啡厅里卖份三明治以外,他都在电影院里,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相同的电影,包括午夜过后的进口B级片。
在我售票的最后一天,我心情很好,于是在把票交到兰特先生的手中时多问了一句,您是做什么工作的?
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
我倒了一杯凉水,把水杯塞进马修手中,他细细抚摸着陶土杯的纹理,像是把杯子当作书本在阅读。
“兰特先生是位来自美国的导演,他是来利兹拍摄电影的。据他说,剧组提前杀青一个礼拜,还剩下大把的时间和钱供他随意玩耍。但他什么都不想玩,只想在电影院里耗废时光。我和兰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他继续说更多,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,这是我将在这里卖票的最后一天。
兰特先生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,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换一份工作。
在离开售票亭后,兰特先生请我去附近的咖啡馆里喝咖啡,吃橘子味的司康饼。我们从电影聊到新文化运动,从民主系统聊到美国党派。越聊越投机,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在那天临别的时候,兰特先生问我想不想随他去美国。
我就是这样从利兹搬到了底特律。”
“你是怎么失去视觉的?”
马修又犹豫了,他每次在思考的时候,双手都会来回在盲杖上滚动。这次他的掌心渗出了细汗,汗水一沾到盲杖的表面就干燥了。
“我不太想说。”
“嗯,好,我尊重你。”
“所以我是为什么下到地狱中来的?执笔先生?”
“就你目前所说的,我并理不出什么头绪。”
“如果您在生前看到了你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东西,您会怎么做?”
“你会怎么做呢?”
马修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墨镜边框。
”兰特先生是我的一生所爱,但我却不是他的。”
“发生了什么?”
“我和兰特先生来到底特律,开始了二人的同居生活。本以为这次彻底离开了利兹,离开了英格兰。美国啊,自由的大陆,以后的一切也许都会好起来的。至少我是这么由衷地希望。
和兰特先生住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,兰特先生的伴侣不止我一个。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算了,我本身可以离开他自己前往美国其他城市讨生活,我不是能力养活自己。
然而兰特反复告诉我,他爱我,他无法离开我。到了后面,他甚至告诉我,如果我没有他的话,我一文不值。
那个时候,我所有的经济来源和在底特律所认识的朋友的确都和兰特先生有关,我害怕极了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每次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使用一种叫做’CN-RS’的注射性药物。这种药物能让我感到放松,很放松,浑身的感官都慢慢松弛了下去。就像喝酒喝到了刚刚好的程度,就像在没有光的水底突然吸到了一口氧气。
也是‘CN-RS’夺走了我的视力。
视力越差,我的脾气也就越差。我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示威游行,和人群在一起制造混乱让我感到放松。大声喊着那煽动性的口号,这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。盲人的身份让我在示威人群中得到优待,让我觉得特殊,让我觉得我不再是兰特先生口中的一文不值。
后面的故事您已经知道了,我是在一场游行中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毙的。两发子弹,一发穿透胸口,另一发打在大腿上。很疼痛,但我当时有一种即将解脱的感觉。
是的,我当时感觉我即将解脱了。而且我也许会被当地人当作某种精神领袖一样的人物看待,盲人马修·萨卢维思,为了民主的进步牺牲了自己性命,不知道之后的历史书中会不会有我的名字。”
“我在学美国历史的时候,没有读到过你的名字。”
马修摆了摆手:“这是个玩笑,别当真,执笔先生。”
“你现在还觉得自己的存在没有价值吗?”
马修又开始滚动膝盖上的盲杖。
“是的,我觉得我的存在没有价值。”
“这个价值是谁定义的?你要对谁产生价值?”
“对家人,对社会,对其他和我一样的人们。我希望我的存在能为他们带来一些改变。”
“改变?如果那些人不想要改变的话,怎么办?”
“每个人都是对现状不满足的,都想要多多少少的改变。”
“那如果你不能帮助别人带来改变,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?”
“是的。”
“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一件很难的事情,要改变一个社会的集体认知度就更难了,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。大部分历史上所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被刺杀,要么就是自尽,最好的结局就是隐居从此消失在大众视线中。”
“我能不能算是被刺杀的?”
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被刺杀的,但我觉得你的个人存在价值观不应该是这个衡量标准。这个衡量标准无论对你自己,还是对他人,都是不公平的。如果他人不想被你改变呢?如果他人担心挫败你的价值感于是强行配合你演戏,这对他人来说也是很累的。”
“我不像兰特先生,我不会强行要求别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,我也不会精神控制别人。兰特先生当初对我所做的一切让我想到……我的父亲。从小到大,我的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告诉我,作为一个男人,我到底有多没用。”
“嗯,兰特先生和你的父亲对你所做的事对你造成了很深的伤害。即使受到这些伤害,你都选择不对别人重蹈同样的事情,真的很好。”
“所以……所以……”墨镜后面留下了一行泪,马修连忙抹掉眼泪,“我才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,才能有价值……我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……”
“你不用非要做什么,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。”
“我不认同,如果我每天酗酒,和混混打架,这样的人生也是有价值的吗?”
“正是因为你遭受过精神控制的对待,所以选择不去那样对待别人。因为你曾流浪街头酗酒度日,所以想要尝试工作,并找到了。
无论你做什么事情,每一秒都对下一秒做出了或大或小的影响。这些影响叠加在一起,形成了一种思维,信念,习惯,精神,品格……这些,每个人都有。去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,去理解这当下的自己是怎么过来的,又将到何处去,在时间的变化和流动性中认知自己。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,因为你就是存在本身。”
“好复杂……”
“已经是这么复杂的意义了,足够你思考一阵子。”
“思考不出结果该怎么办?”
“本来就没有结果,每个结果都是下一个过程的开始。”
马修不说话了,他静坐了一会儿,随后站起身。
“我有些疲倦了,先生。”
“嗯,你今日的确说了很多话,说话是很消耗精力的事情。”
马修拿起盲杖,在地上轻轻敲了两下:“谢谢您在我身上所花的时间,我感到很荣幸。”
“不必,不必。”
“再见了,先生。”
“再见。”
盲杖在地板上左右试探,在富有节奏的敲击声中,马修摸着来到门口。吱呀打开大门,继续摸索着,缓慢地,走回地狱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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